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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习近平赴浙江考察调研。这是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总书记第四次考察调研。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中国政库 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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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不在所谓的六大茶类(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中,它属于“再加工茶”。可以在绿茶、红茶、乌龙茶里放很多种花。当然工艺要正确。
茉莉花茶销售最好,所以听到最多。其实花茶还有其他种类,如玉兰花茶、桂花花茶等。
目前的茶叶资讯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大多数资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成熟并进入教科书。这些信息与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格格不入。
花茶的产生据我翻阅材料,应该起源于元朝(与一般看法不同,如百度百科)。发明人为画家倪瓒,他在著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最早提到“橘花茶”“茉莉花茶”与“莲花茶”。
明代茶人对这种新出现的花茶(在商业上应该很成功)很感兴趣,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顾元庆、钱椿年的《茶谱》建议放进茶里的花很多:“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
《茗谭》作者徐??对倪瓒和顾元庆有批评,态度很严肃:“吴中顾元庆《茶谱》取诸花和茶藏之,殊夺真味。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瀹茶,虽一时香气浮碗,而于茶理大舛。但斟酌时移建兰、素馨、蔷薇、越橘诸花于几案前,茶香与花香相亲,尤助清况。”就是说将花放到茶里面,于理不合,建议在茶室里放几盆花就够了。
“夺真”这种说法在宋朝就有了,当时茶与香的结合就有争论。蔡襄在《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
“夺真”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多余的担心,如果花茶中保存了茶的“真味”,工艺就成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花香与茶味之间有协调性。
茶是世界的,今天英国人的“伯爵茶”由佛手柑、正山小种和祁红拼配而成,看来英国人也体会到了柑橘味与茶味之间的协调性。
北京人喜欢茉莉香片,据马未都老师说那实在是因为以前北京的井水质量不好,放茉莉,压一压井水中的味道。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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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六朝都城,当然是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因为孙吴还一度以武昌做过都城。不过六朝的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以南京为都城的。
六朝政权都是南方政权,核心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今天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是六朝政权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都城必然是围绕这些区域来选择。
在战乱时代,作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官僚、军队与宫殿区的修建。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选项,因为南方虽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数山峦众多、水网遍布,土地促狭。而少数平原地区的大城市,例如吴郡、会稽郡,又往往军事防御能力不强。在孙吴政权建国前后,孙策、孙权曾经驻扎过多个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吴郡、会稽郡,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孙吴政权稳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难两者兼顾。而孙权最终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区域新修一座都城,虽然耗费巨大,但南京东、南方向为群山所环绕,西、北方向是天堑长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脉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对而言较为空旷,有条件容纳大量的官僚与军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劳动人口,消费大于生产,基本要依靠地方赋税进行供养,因此必须要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否则就容易陷入断粮的危机。汉唐时期定都长安,但由于黄河的砥柱天险,关东地区向关中运粮食经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粮食压力很大,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帝带着群臣跑到洛阳“就食”的情况。而建康(建业)属于长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区的江州、荆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况也比黄河好很多,适合航运。此外,经过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吴郡、会稽郡等核心经济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枢纽的属性非常强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时代从一个很小的新城市逐渐发展为规模的庞大的城市圈。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发达。
此外,作为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都城与边境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击灭国。太远,则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将领,同时也容易让朝廷的氛围过于安逸,不思进取,南宋定都临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抗主要围绕着淮河,定都江北,则太过危险。而如果定都宁绍平原一带,与边境相隔长江、浙江(今钱塘江)两道防线,则太过遥远。因此位于长江以南,又紧靠江边的城市是最好的。这里就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建康,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江陵,后两个都位于长江中游,也都短暂做过六朝政权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话)。但是在六朝时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如果立国中游,那么下游的钱粮物资的输送又会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大量的江东豪族进入其中,例如陆逊、顾雍就是其中代表。这些江东豪族自然也希望孙吴定都建康。因此虽然孙权、孙皓都曾一度以武昌为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朝廷内部舆论上,都出现了较大困难,最后还是迁回了建业。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在称帝前作为都督出镇建康,称帝后自然以建康为都。当时的长江中游与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荆州刺史王敦的地盘,上游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在东晋政权稳定后,都城建康与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为苏峻之乱建康城被一把火烧掉,王导等人依然坚持定都建康,建设新宫城。
在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它们的立国态势与孙吴、东晋本质上没有差别,既然已经存在发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会迁都了。并且六朝时期流行禅让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数野心家篡位,对既有政治势力进行赎买。这种相对和平的政权更迭,造成了后一个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统性,作为政治标志物的都城,也就没必要一定改变。
总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历史无法假设,发展过程也充满偶然,是各种因素、力量杂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只能从尽量多的角度给予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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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的核心是不拘礼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反体制、反常规。至于饮酒、隐居、放浪、洒脱等等,都只是这个核心的附属物或表现形式。
风度不是虚拟存在的,必须附着于具体的人。讨论魏晋风度,就有必要了解魏晋风度的主体。
我们知道,嵇康、阮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并非一般人物。他们与曹魏政权、曹魏宗室关系很密切。嵇康是曹魏的驸马,阮籍的家族与曹魏政权合作密切。所以,在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这两个人的立场是偏向曹魏的,他们对司马氏反感。另一方面,司马氏一边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政敌,乃至于直接杀了曹魏皇帝,一边又非常强调儒家的传统美德,如礼法、孝道。本来就对司马氏不满的嵇康、阮籍,对于这种虚伪的行为,更是感到十分厌恶。于是,他们就通过种种不复合当时主流价值观的行为,来表达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
在当时,对于嵇康、阮籍这类人行为,不少曹魏政权的同情者,甚至中立者,只要心中尚有良知,都会予以理解、包容,乃至于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魏晋风度的确是一种对社会的绝望。但这种绝望的主体范围很小,仅限于能够参与魏晋政治的那一小批士人、官僚。对于一般老百姓,甚至于都城之外的人而言,大概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了西晋政权建立,魏晋禅让完成后。嵇康这类坚定的反对派多已被司马氏寻找各种借口处死,少数还活着的反对派也谨小慎微。这时候,在政治圈中已经很少有人对司马氏政权反感了。不过,嵇康、阮籍毕竟是名士之冠,众人瞩目。他们反体制、反礼法的各种行为,倒是流传下来,成为一时风尚。例如终日醉酒,弃官隐居、不拘礼法等等,但这只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失去了嵇康、阮籍魏晋风度的本意。所以,这一时期所谓的魏晋风度,就不能说是一种对社会的绝望了。只是一种社会风俗,乃至于东施效颦。当然,这也基本局限于都城的政治小圈子中,和一般大众基本无关。
总结而言,具体到嵇康、阮籍等司马氏政权的反对派,他们的魏晋风度可以理解为对当时社会的绝望。而脱离了这些具体的人,那么其中的动机与内涵就较为多元了。其中当然不排除有对社会的绝望者,但还有很多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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